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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全国各地以搜集、整理地方古籍文献为主要任务的各种“文库”出版情况来看,主要有以下几种指导思想:

文献文库

1.文化积累。从各地“文库”的编纂出版来看,收录的范围主要是历代本省或本地区籍贯作者的著述,有时兼及外籍人士在本地游宦寓居时的著述,或外籍人撰写本地的重要著作。这些著作一部分今人曾经点校并出版过,有些在当时曾经刻印过,有些仍是钞本。有些虽然曾经刻印过,但属于孤本。如果再不复制出版,有可能毁坏消失。这些文献有些存放在国内的各家图书馆,有些由于种种原因,散失在世界各地。如《广州大典》在编纂过程中,发现了张之洞主持《广雅丛书》修纂时,留下的很多没有来得及刻印的书稿。还有清乾隆年间编修《四库全书》时曾被抽毁、全毁的书籍,如释函昰《瞎堂詩集》、释今释《徧行堂集》、屈大均《翁山诗外》、王邦畿《耳鸣集》、陈恭尹《独漉堂集》等近30种文献。《荆楚文库》编纂书目时,发现了一些珍贵的民间文书,和近代史上重要的资料。如十九世纪的海关史料,清末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的史料等。

2.文化研究。中国地域广大,虽然都属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,但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,先后形成了不同地域独具特色的文化。如齐鲁文化、燕赵文化、荆楚文化、湖湘文化、巴蜀文化等。这些文化的载体,主要是各种文献和出土文物。研究一地的文化,“考镜源流”,必须要“辨章学术”。那么整理承载着文化信息的文献,就显得十分必要。如《湖湘文库》提出:系统地整理湖湘文献,深入地研究湖湘历史人文,传承弘扬湖湘文化。《浙江文丛》:在于积累,在于传承,在于资政,在于育人,为先贤建一座丰碑,给后人留一笔财富。《广州大典》: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、传播广州历史文化。《荆楚文库》:全方位搜集整理湖北历代文献,建立完整的研究湖北的资料系统,以深入认识湖北地域特色,传承弘扬优秀的文化,促进湖北文化繁荣发展。

3.文化传承。积累和研究传统文化,其主要目的还是要为今天的发展寻找精神营养和力量的支撑。《广州大典》提出,编纂这套书的目的,就是“寻找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文化的根和魂”。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《荆楚文库》编纂出版启动大会上说,“’五个湖北’建设,其中的“文化建设”,就包括文化典籍整理研究。”“战略支点必须同时是文化的支点、文化的高地。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是促进湖北发展的宝贵资源。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、传承创新荆楚文化,编纂出版《荆楚文库》,是实现建成支点、走在前列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。”

一.从各地文库的编纂体例来看,主要有如下特点:

《湖湘文库》、《荆楚文库》、《新疆文库》,除了收录有史以来的地方文献外,还包括今人对地方文化的研究性成果。《浙江文丛》、《广州大典》、《燕赵文库》、《山西文华》,主要是对地方历代文献搜集、整理与出版。而《中原文化大典》,按卷编排,分《总论》《学术思想典》《文学艺术典》《科学技术典》《民俗典》《教育典》《文物典》《人物典》《著述典》《大事记》共10个部分,体现其集成性和门类性,属于类书的性质。而《中国文库》《凤凰文库》《世纪文库》,无论古今,主要收录有积累价值,20世纪以来出版的不同门类的著作。

二.从文库编纂出版单位来看

1.一家出版社承担。如《浙江文丛》,全部由浙江古籍出版社负责编纂出版。《齐鲁文化大典》由齐鲁书社一家负责编纂出版。

2.统一规划,各家出版社承担。如《中国文库》《凤凰文库》《世纪文库》均由集团统一规划,书目确定后,由原来负责编辑出版的出版社自行负责出版。《中国文库》除了中国出版集团属下的出版社承担主要任务外,还有其它入选图书的出版社按照统一体例承接部分任务。

3.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规划设计。如《湖湘文库》、《荆楚文库》、《燕赵文库》、《新疆文库》,都由政府指定专人负责,办事机构一般放在出版局或者出版集团。

4.由出版单位之外的机构来组织实施。如《广州大典》由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厅负责。

三.从文库的组织机构来看

1.由省委主要领导担任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负责人的。如《荆楚文库》,由省委书记李鸿忠亲自出任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主任。

2.由省委主要领导任顾问,由退居二线的省级领导任编委会主任的。如《湖湘文库》由张春贤任顾问,原省政协副主席文选德担任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。《燕赵文库》由原省政协主席担任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。

3.由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担任文库主编的。如《岭南文库》,由历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任主编。《广州大典》,由原宣传部长,后担任市长的陈建华任主编。

4.由出版社自行组织编纂出版,聘请有关专家担任主编的。如《楚学文库》。

四.从文库的编纂出版经费来看

各地文库的出版经费来源,一是由地方财政立项拨款,二是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,三是由出版社承担少量的费用。如《荆楚文库》,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,初步预算经费约二个亿,但省财政厅表示只要工作需要,经费上不封顶。仅2015年,就拨付了5000万工作经费。《湖湘文库》共使用经费6000万,其中省财政出资5000万,中南传媒出资1000万。《浙江文丛》出版省财政每年拨付500万,共计2500万元。

五.文库出版热的思考

1.前期整体设计十分重要。编纂出版文库,历时较长,参与者较多,开始一定要规划好,文库的编辑指导思想与体例确立,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后再确定,不要中途变更,否则会体例不一,延误时日。如《岭南文库》的编纂者在谈及“文库”的得失时说:“鉴于定位在学术层面的《岭南文库》因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,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形态,故有必要营造新的合适载体以补不足。”再如《湖湘文库》,立项时为了体现整体性,对每种计划列选的书目都进行了编号,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实施,结果就造成了被动。再如在古籍文献的整理时是采取传统的四分法,按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来归类整理,还是按照类书的方法来归类,还是按照“以人系书”的方法来整理,需要统盘考虑。

2.避免重复出版。盛世修典,是承先启后,发扬光大的善事,但省市之间,各单位之间,不要重复立项、重复出版。在一个省内,文化积淀、文献资料基本相同,如果省市之间,不同出版单位之间先后出版两套基本相同的文献,不仅浪费财力,也会浪费人力物力。特别是省会城市、计划单列市与本省的关系之间,要统筹考虑。但是,有时考虑到各种不同文化的源流发展,有些重要的作者,可能在不同的文库中都会涉及。如楚国,其强盛时治理范围包括现在的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山东、甚至安徽、江苏的部分地区,如果探索荆楚文化的源与流,势必要涉及到这些地区。但任何一个地区都有其核心区与非核心区之分,对于一些非收不可的作者,如老子、庄子,虽然他们的出生地现在属于河南、安徽,但当时是楚国的领地,是楚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,《荆楚文库》不能不收。如楚辞,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湖湘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,虽然屈原的出生地是现在的湖北境内,但《湖湘文库》也收录了屈原的作品。当然,有些不重要的作者,就尽量不再重复。再如有些作者,出生地与以后生活、建功立业的地方不在一处,如何收录,就要慎而又慎。

3.要突出各自的特色。各省区出版“文库”,不仅要全,要新,还要突出自己的特色。如《新疆文库》,其中60%的汉民族文献,40%属于少数民族文献。这是其它省市文库目前所未有的特点。如《山西文华》,突出当地古建筑以及壁画、彩塑、石刻等山西的文化特点。如《湖湘文库》,明清时期人才辈出,红色文化独树一帜,突出这些特点,也就彰显了湖湘文化的特色。所以,各地在“文库”的规划时,就要考虑到如何在同中求异,如何在全中求新,如何做到精益求精。

4.全国通力合作,择其善者而用之。有些文献资料,特别是重要的著作,建国七十年来已经陆续整理出版过,各省在出版本省区的乡邦文献时,如果没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观点,为保证质量和节省时间计,可以与版权拥有方共同出版,或者通过购买版权来实现双赢。

5.质量十分重要。整理出版地方文献,倡导者和整理者的初衷,都是抱着“上不负先贤,下无愧子孙”的愿望,但古籍图书的整理出版,需要专业人员,需要时间。《永乐大典》《四库全书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编纂整理,均由当时硕儒大师出任总纂,皇家成立专门的机构,调动全国的资源为其所用,并有严格的奖惩制度,同时不急功近利,用时甚长。如《永乐大典》从1388年到1408年,前后历时20年方修缮完成。《四库全书》则耗时13年,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编辑历时28年。文库的质量在各个环节都要注意把关。如确定选目时要甄别文献真伪,防止以假乱真。二是要精选版本,择其善者而用之。三是要选择胜任者认真点校,利用不同版本互勘。四是在编辑校对环节不可松懈。

6、整理与保护相结合。在“文库”的编纂出版中,对于古籍文献是适应现代读者的需要,加以点校好,还是保持原貌,尽量原汗原味呢?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。如《广州大典》在整理文献时,采取“不编、不选、不校、不点”,追求“原汗原味”的原则,但很多省的文库为了方便今天的读者阅读,在编纂出版时采取点校和简单加注的方法。是保持原貌还是加工整理,笔者认为古籍文献要在新时代发挥作用,应当与时俱进。不过,二者各有侧重,各有优劣。

7、运用现代化手段,发挥古籍文献的作用。文库的规划之初,就要考虑将古籍文献数字化,一是便于保存,二是便于发挥作用。文献的数字化,一种制成PDF文件,通过关键字检索,一种是通过重新排版,由专业人员建成数据库。通过加注索引,方便检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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